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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美國才發(fā)現(xiàn)中國比美國更安全——一位美國學者的兩次隔離經(jīng)歷 | |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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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美國全國廣播公司(NBC)3月14日文章】題: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被隔離,我覺得在那里比回到美國更安全(作者美國格林內(nèi)爾學院音樂系副教授 托尼·珀曼) 我們一家在上海隔離6周后返回美國,親友們對此予以祝賀并感到寬慰,我們終于安全了。然而,回國不到一周,我們與這些親朋的感受就不太相同了。我們感覺,在局勢好轉(zhuǎn)后的上海比在美國更安全一些。 一踏上美國的土地,我們的焦慮感就被引發(fā)了。在中國的機場,我們在獲準進入與其他乘客公用的區(qū)域前,就要進行體檢。在芝加哥奧黑爾國際機場,在最終被確認剛從中國回國前,我們與其他數(shù)百名乘客一起在入境安檢處排隊等待。那時,我們在一名穿著疾控中心的夾克、帶著歉意的年輕男子陪同下走到一邊,他給我們量了體溫,并告訴我們,作為從中國來的人,疾控中心要求我們盡可能自我隔離14天。機場工作人員甚至沒問過我們要去哪里。 現(xiàn)在,我已在兩個國家度經(jīng)歷過新冠病毒疫情隔離,區(qū)別是明顯的,遠遠不止機場一地。在中國,人們認為隔離是一項共同義務,公眾幾乎立刻改變了習慣。所有人都時時刻刻把消毒、清潔和與他人保持距離放在首位。無論對錯,中國政府的嚴厲手段似乎奏效了。 相比之下,個人自由是推動美國例外論的引擎。當然,可以提出如下合理問題,即以公共利益為名可以犧牲多少個人自由。但是,我們的放任主義態(tài)度、優(yōu)先考慮個人自由以及完全缺乏政府領(lǐng)導讓美國人感到困惑,并暴露在危險中。自由放任的態(tài)度、優(yōu)先考慮個人自由和完全缺乏政府的領(lǐng)導,使美國人困惑和暴露在病毒之中。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,似乎我們這樣的高風險居民不得不承擔起阻止疾病傳播的重擔,即我們是唯一要隔離的人群。值得從中國人民身上汲取的經(jīng)驗包括:每個人都必須接受自己的責任、脆弱性和連帶關(guān)系——為了集體利益犧牲“權(quán)利”,否則,我們中許多人將死去。 和在中國的其他所有人一樣,我和我的妻子、年幼的兒子以及仍是嬰兒的女兒在1月底都被卷入新冠肺炎危機。似乎一夜之間,整個國家都被封鎖了。在上海,我們待在室內(nèi)。 由于存在一張由政府命令、小區(qū)限制、同伴壓力和強烈個人責任感所織成的復雜網(wǎng)絡,每個人都在進行隔離。所以,不帶口罩外出或人群聚集在一處是觸目的,令人不悅,甚至會遭到指責。而在美國,如果我們決定不自我隔離,誰會知道呢? 在中國,有一種明顯的“人人為我、我為人人”的道德觀。與這種精神保持一致的是,在每一次為遏制病毒擴散而采取的行動中,每個人似乎都得到了同等對待。從來都不是一套指導原則針對具有潛在感染風險的人,而另一套指導原則針對無辜旁觀者。我們都面臨風險;我們都是潛在威脅。每個人在避免感染他人方面都負有同樣的責任。 事實上,在中國,我不會被與數(shù)以百萬計的其他負責任的上海居民區(qū)分開來。相比之下,在美國,我感到自己被貼上了標簽,即一個近期在中國居住過的潛在病毒攜帶者。我身體健康,可我是一個威脅。有傳染性的人與“無辜”者之間有著明顯區(qū)別,后者不必為任何人改變自己的行為,因為個人自由的價值大于集體順從。 在美國,看起來是中國人的人尤其會收到騷擾和指責,從而加大了有威脅者和無辜者之間的區(qū)別。在我們這個已經(jīng)極化了的國家,我們不需要又一種社會分裂。而且,疾病以這種方式被政治化的每一天,也正是這種病毒完全無視護照和黨派隸屬關(guān)系的特點而占據(jù)上風的一天。 我們離開上海時,這座城市正顯示出若隱若現(xiàn)的樂觀跡象。新增病例很少,生活正在回歸正常,數(shù)以百萬計被隔離的居民試探性地從隱蔽處探出頭來。 我們進入美國時,這是一個恐慌的國家。各個機構(gòu)的指導原則都不相同,而且每天都在變。新冠病毒檢測盒和適當?shù)男l(wèi)生設(shè)施供應不足。顯然,美國政府無法阻止病毒擴散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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